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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軸心突破”與悖論中的超越——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世紀知識階層與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

作者:伍維曦   來源 :中小學音樂教育網   發布時間:2018-11-05   點擊:

“逆向軸心突破”與悖論中的超越——從中西比較的視角看中世紀知識階層與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

上海音樂學院 伍維曦

  引論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教士作為知識階層與宗教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1] 在研究的過程中特別借助了中西音樂文化比較的方法,即把中世紀的教士階層視作與中國古代的“士人”相類似的社會集團,觀察二者在社會地位、文化功能、身份認同乃至精神與文藝活動上的相似性,同時又注意到二者與在前現代社會具有重要結構或支配意義的宗教儀式音樂之關系的不同,并通過對這種不同的原因的分析,來指向一個具有文明史意味的本質性推論,即:在中世紀開始之際,在現今西方文明的重要策源地——原西羅馬帝國境內出現了一個“逆向軸心突破”。[2] 這一特殊的文明史現象對于現今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發生了重大影響,而由天主教教士親身參與并構建起來的、成為后來西方藝術音樂真正源頭的圣詠儀式體系,則是這一現象的重要體現。

  “軸心時代”(Axial Age)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n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中最早提出的歷史文化哲學概念。[3] 在他看來,“歷史上出現過四重影響深遠的轉折:第一重轉折是語言的產生與工具的發展。在這一時代,人才成其為人。……第二重轉折造就了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以及稍后的中國黃河流域,即公元前5000-3000年間的高度文明的時代。第三個轉折即他所說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類精神相繼奠定了基礎(約公元前800-前200)。最后,雅斯貝爾斯指出,科學技術時代在歐洲自中世紀末期已在醞釀之中,在17世紀已在人們的思想中成形,在18世紀得到普遍發展,并在近幾十年中得到飛速發展。”[4] 雅斯貝爾斯在這部著作中,將“中國的隱士與游士、印度的苦行者、希臘的哲學家、以色列的先知”并稱為最早的“哲學家”,并指出他們“無論彼此的信仰、思想內容與內在稟性的差異有多大,都屬于同一類人。人證明自己能夠在內心中與整個宇宙相照映。他從自己的生命中發現了可以將自我提升到超乎個體和世界之上的內在根源。”[5] 著名中國古代思想史專家余英時將這一概念移植到了對“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及“天人合一”這一中國宗教、哲學思維的獨有范疇的產生及更化的研究中,指出了先秦知識精英(尤其以儒家為代表)的一系列核心理念如何在原始宗教-巫術的實踐中生成并由此產生了有別于巫覡的知識階層(即“士”)的思想史過程。[6]

  中國古代文明相對于其他外來文明而言,一個很大的特性,即其發展的連續性與漸變性(直到20世紀之前)。[7] 而相比之下,古代地中海文明與中世紀西歐天主教文明之間的斷裂與突變,就尤其值得注意。[8] 但饒有趣味的是,如果我們要選擇“軸心時代”之后的西方文明共同體(包括歐亞大陸上的所有印歐和閃含語系的文明)中與古代中國在社會形態上最為接近的,卻非中世紀歐洲莫論,盡管在發展水平上有較大差異——這大約是因為二者都以農耕文化和自然經濟為物質基礎,并且都有一個相對穩固而統一的既掌握了土地與政權,又壟斷了精神生活與文學藝術的知識精英群體。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中世紀西歐與古代中國在文化性格上的差異,是由其各自的從“前軸心時代”就存在的地理、語言、宗教等因素決定的,而二者在社會結構上的相似性,則是由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決定的。[9] 而中國古代士人與天主教僧侶在文化活動等“上層建筑”方面展現出的相似性(除去前現代社會共有的一些共同點之外),也可以從這種“經濟基礎”的類同上得到解釋。但以這種相似性為基礎,比較研究發現的差異,就尤其能彰顯一種文明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在音樂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古代士人與天主教教士在文藝活動方面最大的不同,便在于與儀式音樂實踐的關系上。通過進一步的分析思考,我們將會發現:這種不同并未體現古代中國文明相對于其他文明的差別,卻揭示出了作為現今“普世性”的西方文明的源頭的某種特異性。

  一. 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士人”與中世紀西歐的天主教士

  對中國歷史稍有涉獵者,都會發現“士人”作為一個延續兩千五百余年而又不斷發展的社會階層在其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所發揮的中堅性作用,“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自始自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10] 盡管在許多學者看來,中國古代的“士人”與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二者所生成的具體環境顯然有較大差別。在我們看來,其根本性的差別恐怕在于:中國古代士人的主體是從農村的土地擁有者和農業生產者中產生的,而歐洲近代的知識分子則與15世紀以降日益興盛的城市文化及市民階層有著密切關系。當今許多著述將中國古代“士人”徑稱為“知識分子”顯然是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但如果將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視為“知識階層”的主體,顯然是一種客觀的歷時性存在。[11] 而在歐洲歷史上,在近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階層成熟之前(不早于18世紀啟蒙運動),顯然也有過與中國古代的士人相類似的“文化和思想的傳承與創新的”主體(或者借用米歇爾·福柯的理論,是擁有話語權和意識形態解釋權的統治階層)——古希臘的聚徒講學的哲學家或“智者”、古羅馬在服官之余的從事著述的奴隸主(如加圖、李維、西塞羅)和宮廷文人(如維吉爾、塞內卡、賀拉斯)、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中世紀與封建政權相結合的天主教教士、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等等。但他們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顯然大相徑庭,而正是這種環境中的結構性因素決定了他們進行知識傳承與生產的態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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